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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章 以子之矛攻我之盾

国抚恤银3万两;赔偿英美等国教堂、财产损失银1万两。总计25万两白银(较最初列强漫天要价,已大幅缩减)。

  5. 外交道歉: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钦差大臣,专程赴法国道歉。

  这份奏结,字里行间浸透着李鸿章的手腕与妥协的艺术。

  它彻底放弃了曾国藩最初奏结中试图保住的官员性命(张、刘发配实同死刑),在死刑人数上增加至二十人,以满足朝廷和洋人“严惩”的表面需求,平息汹汹物议。然而,其内核却处处体现着李鸿章的“减法”智慧:保住了陈国瑞;俄案四名死囚得以活命;赔款总额被大幅压缩,尤其俄国的赔偿仅三万两,远低于其最初要求;最关键的是,法方索要官员抵命的最高目标被彻底挫败。崇厚赴法道歉,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外交姿态,在法国本土一片混乱、第三共和国初立之际,其实际效果微乎其微。

  当这份奏结的详细内容通过邸报和民间渠道传开时,如同在滚沸的油锅中泼入了一瓢冷水,舆论瞬间炸裂。然而,所有的攻击矛头,几乎都清一色地对准了那个被迫联署的名字——曾国藩。

  “曾涤生(曾国藩字)老矣!昏聩无能!畏夷如虎!” 茶馆酒肆间,士子清流们拍案怒斥。

  “十五颗头不够,又添五颗!二十条人命!发配官员!赔款数十万!还要遣使谢罪!奇耻大辱!丧权辱国!” 言辞激烈的揭帖甚至贴到了湖南会馆的外墙。

  “什么‘中兴名臣’?分明是‘卖国第一臣’!” 极端者更是口不择言。

  京城之内,以军机大臣、清流派领袖李鸿藻为首的一批守旧官员,更是对曾国藩发动了猛烈的政治围攻。

  奏章雪片般飞向西太后和皇帝的案头,痛斥曾国藩处置乖无方、辱国失体,要求朝廷严加议处,甚至有人喊出“重治其罪,以谢天下”的口号。

  他们选择性忽略了李鸿章在此案中的决定性作用,将所有的妥协、所有的“软弱”、所有的“耻辱”,都归咎于曾国藩最初仓促的处置和最终联署的奏结。

  这些诛心之论如同淬毒的利箭,一支支射向病榻上的曾国藩。

  自抵达保定后,他本就沉重的心病,在教案的煎熬和朝廷的催逼下已转为沉疴。

  此刻,听着长子曾纪泽读来的那些充满恶毒攻击的邸报摘要和流言蜚语,曾国藩脸色灰败,胸口剧烈起伏,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染红了素白的被褥。

  “父亲!”曾纪泽惊慌失措。

  曾国藩无力地摆摆手,眼神空洞地望着帐顶,两行浑浊的老泪无声滑落。

  他一生以“忠君爱国”、“卫道存诚”自励,克己复礼,力挽狂澜,成就了“中兴第一名臣”的不世功业,赢得了海内士林近乎神只般的尊崇。

  然而,天津一案,却将他数十年积攒的清誉、功勋、名望,在一夕之间摧毁殆尽。从云端跌落泥沼的剧痛,远胜于身体的病楚。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裁撤湘军后,那种功高震主、如履薄冰的惶恐之中,而这一次的代价,却是他毕生珍视的“身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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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意……天意弄人……”他喃喃低语,充满了无尽的悔恨与悲凉,“天津之事……吾……终生之憾……” 这悔恨,不仅是对案件处置的反思,更是对自己未能看清时局剧变、未能及时调整应对之策的痛彻心扉。

  他这座曾经巍峨的“名教”丰碑,在时代洪流与外交铁壁的撞击下,轰然坍塌,只剩下断壁残垣供人凭吊和唾骂。

  与曾国藩在保定病榻上的凄凉形成刺眼反差的,是李鸿章在北洋通商大臣衙门内如日中天的声望。

  第二次奏结的条款被朝廷迅速批准,各国公使,包括刚刚遭受“奇耻大辱”的罗淑亚,在法国本土崩溃的阴影下,也不得不捏着鼻子,对李鸿章“高效务实”的处理结果表示“勉强接受”。

  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甚至私下对同僚评论:“李总督(指李鸿章)是个真正懂得如何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者(Pragmatist),比他那固执的老师(指曾国藩)要灵活得多。”

  朝廷的嘉奖谕旨随后而至,盛赞李鸿章“办理津案,尚属妥速”、“深明大体,力顾邦交”。

  更重要的是,通过此案,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欣等中枢重臣,清晰地看到了李鸿章在处理复杂棘手洋务、驾驭列强关系方面所展现出的、远超曾国藩的灵活手腕、务实态度和强悍效率。这种能力,在帝国日益深陷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泥潭中时,显得弥足珍贵。

  李鸿章接旨谢恩,脸上并无太多骄矜之色,只有一种夙愿得偿的深沉平静。

  他缓步走出签押房,来到庭院。秋日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槐叶洒下,在他崭新的仙鹤补服上跳跃。

  幕僚周馥快步走来,低声道:“中堂,刚收到的消息,俄国孔气领事正式照会,接受我方赔款数额及对俄案犯人的处置方案。

  另,英国领事威妥玛爵士希望能尽快与中堂商谈关于大沽炮台修缮及新增通商口岸的后续事宜。”

  李鸿章微微颔首,目光投向遥远的天际。权力格局的更迭,往往发生在不经意间,却又带着历史的必然。

  天津教案,这场血与火的风暴,这个他政治生涯中的“过客”,却在不经意间,为他铺就了一条直抵帝国权力中枢的青云之路。

  从这一刻起,李鸿章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权势、声威与对帝国未来走向的实际影响力,已彻底超越了那位在病榻上黯然神伤的恩师。

  庭院外,车马喧嚣渐起。新一批等候接见的官员、洋人、幕僚,已排起了长队。

  属于曾国藩的时代,那以理学经世、以诚感召的时代,正缓缓落下帷幕;

  而一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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