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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粗的竹根被拉直打磨后做成了精致的笔杆，齐整的羊毫用松脂嵌入竹根的一端，饱满的笔头正是洁白的山羊毛，毛尖上还有一丁点黑色。
“可以啊！老薛！”忠财伯欣赏着薛老汉的杰作，由衷地感叹着，全然忘了自己是来兴师问罪的。
“现在你也看见了，队里面那些羊身上的毛是我薅的，全部用来给我几个孙娃子们做毛笔了！”事到如今，他不再隐瞒丝毫，“竹根是我在里头沟的野竹林里挖的，松脂是在甑子包的松林里弄到的。”
“这些都是集体财产，我侵占了，该怎么处罚我都认！”
“哎呀！什么处罚不处罚的！事情搞清楚了就行了！”忠财伯还在那里一支一支地查看着那些毛笔，“不就是几根羊毛吗？薅了以后还可以再长出来嘛！”
忠财伯从那十几只毛笔中挑选了三四只自认为比较好的，攥在手里，抖搂抖搂披在肩上的那件褪了色的五零式军装，反背着双手，信步走出薛家住着的牛圈。
“以后再薅羊毛不用偷偷摸摸的了！”他甩来一句话，“大明其白地薅，就说是我让你薅来给队上做毛笔用的！”
薛老汉目送着这个退伍老兵佝偻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
从那以后，薛老汉再需要羊毛做毛笔时，就会“明目张胆”地在众人眼皮底下进行，不再偷偷摸摸的了。
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了了，谁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年队里面放羊的社员摇身一变成了造反司令，将这件事情给抖搂出来了，正式定罪为“长期侵占集体财产，薅社会主义的羊毛”，把他和韩保长、我爷爷他们几个人关押在一起，时不时让他们戴上旧报纸糊就的高帽子，背上木棍扎成的十字架，押解着满三姓寨游行......
无论遭受多大的罪，薛老汉对这条罪名从没有叫过冤，也没有把责任推脱给忠财伯——虽然他完全可以说是忠财伯让他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