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熙九年冬。
董允的病榻前飘着《论语》的墨香，他枕边的竹简停在“远佞人”篇，朱砂批注比诸葛亮的遗表还要刺眼。
我望着这个曾在太子宫板着脸说“礼制不可”的侍中，如今瘦得像片秋风中的银杏叶，眉间却仍凝着未散的正气。
“陛下......”他的声音像浸了霜的蜀锦，“黄皓......不可重用......”
我握住他的手，触到掌心的茧子——那是常年劝谏、批折子留下的痕迹，比诸葛亮的老茧更浅，却更让人心疼。
玉珏在袖中发凉，忽然想起建安二十四年，他第一次教我读《周礼》的场景。
“侍中放心，”我替他掖好被角，绣着“忠孝节义”的蜀锦被面，是张氏亲自绣的，“孤会谨记‘亲贤臣远小人’。”
董允的睫毛颤了颤，忽然苦笑：“陛下比谁都清楚，这宫里......从来没有纯粹的贤臣......”
话未说完便剧烈咳嗽，手帕上染着点点血渍，像极了他眉间的朱砂。
更漏声在侍中府响起，比丞相府的更急促。
我望着案头他未批完的折子，“黄皓私开内库”的弹劾状上，他用朱砂画了三个惊叹号——这是他临终前仍在做的事，像极了诸葛亮在五丈原写遗表的模样。
“陛下，”他忽然抓住我的手腕，眼中有精光，“还记得建安二十五年，您开太子詹事府吗？那时臣便知道，陛下终非池中物......”
他的目光落在我腰间的“承业”剑，“可池中物终要化龙，龙游浅滩......”
话未说完，手便垂落，眉间的皱纹却舒展开来，像极了他当年在朝堂上据理力争的模样。
侍中府的灯火在深夜熄灭，像极了五丈原陨落的将星。
我握着他的手，感受着温度一点点流失，忽然想起延熙三年他随我祭天，在太庙说的话：“陛下可知，臣谏的不是修苑囿，是怕陛下失了民心。”
原来他的刚直，从来不是针对我，而是怕我重蹈汉献帝的覆辙。
黄皓跪在灵堂外，脊背绷得笔直，像极了延熙九年那个替我擦眼泪的少年。
“陛下，”他捧着董允的遗折，“侍中大人临终前，让奴婢转交陛下。”
我接过折子，看见最后一行小字：“黄皓有术，可用不可信，陛下慎之。”
泪水突然落下，滴在“慎之”二字上，将朱砂晕染成血红色。
我望着黄皓，他的眼中有泪光，却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释然——他知道，董允一死，再无人能明目张胆地压制他。
“去准备吧，”我轻声说，“按最高礼制厚葬侍中。”
董允的葬礼上，蜀汉百姓自发戴孝，成都的织锦坊停织三日，只为赶制素色蜀锦。
姜维从沓中赶来，铠甲上还沾着陇右的雪，跪在灵前久久不起——他知道，那个曾在朝堂上支持北伐的侍中，再也不会回来了。
深夜，我站在御书房，望着董允的《论语》批注，忽然听见黄皓在殿外低语：“巧儿说，谯周大人在光禄寺散布‘北伐必败’论。”
我摸着案头诸葛亮的羽扇，忽然轻笑：“让他去，孤倒要看看，没有董侍中，这‘远小人’的戏，该怎么唱。”
黄皓退下时，衣摆拂过烛台，火苗晃了晃，将我的影子投在墙上，竟似个握剑的姿势。
我望着董允的遗折，忽然想起建兴三年南征时，他在议政堂据理力争的场景——那时的我们，都以为有诸葛亮、董允在，蜀汉便可高枕无忧，却不知，大厦将倾，从来不是一人能支。
延熙九年的雪，比往年更早。
我望着椒房殿方向，张氏正在为董允诵经，绣绷上的莲花改成了菊花——那是董允最爱的花，说“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她的小腹已隆起，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却不知，能否平安长大。
“陛下，”姜维忽然求见，虎头湛金枪上挂着冰碴，“末将想趁曹魏新丧，再次北伐......”
我望着他眼中的血丝，想起五丈原那夜，诸葛亮说“他太过执着”。
“准奏，”我递过羽扇，“但需与费祎尚书共议粮草。”
姜维怔住，随即接过羽扇，指尖抚过扇面的落英，像极了抚摸诸葛亮的遗容。
雪在黎明前停了，董允的墓碑在晨光中泛着冷光。
我摸着碑上的“董公休昭之墓”，忽然想起他曾说：“臣不怕陛下怪我严苛，怕的是陛下不知，这金銮殿上的每一道折子，都是百姓的血泪。”
如今他走了，留下的，是满朝文武对“贤臣”的怀念，和一个即将失控的黄皓。
更漏声在雪地里格外清晰，我听见黄皓在身后低语：“陛下，尚书台的折子，蒋琬大人已批好，关于黄门令的任命......”
我转身望着他，这个从少年便跟在我身边的宦官，此刻眼中有了权臣的锋芒。
“就按你说的，”我轻声说，“让你兼领黄门令。”
黄皓的瞳孔骤缩，随即跪地叩首，声音里带着哽咽：“陛下厚恩，奴婢万死难报。”
我望着他，忽然想起景耀六年他替我挡住姜维谏章的场景——那时的我，以为他是温暖的存在，此刻却明白，他的温顺，不过是权力的伪装